蔡伦造纸的原料广泛，以烂渔网造的纸叫网纸，破布造的纸叫布纸，网纸和布纸统称为麻纸。蔡伦造纸，主要为汉和帝及皇后邓绥，邓绥好纸墨，皇家带动，这项造纸技术迅速得到传播。然而麻纸虽然制造成本不高，但质地不好，造出的纸又黑又糙又不结实，这直接制约了纸的应用。
至于更早一点的灞桥纸（不晚于汉武帝），据考证，更非书写载体，大抵是包装所用。
二、使用惯性使然
由于麻纸质量差，文字不易保存，很难作为官方信息载体。以至于三国时期的人们仍然认为最重要的文件应该铸成钟鼎，其次则书于竹帛，才能长期保存为据，比如《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就记载：
“功铭著于鼎钟，名称垂于竹帛。”
更为直接的例子是1996年在长沙出土的走马楼吴简。这批10万多枚的三国吴简被认为是档案文书，主要内容是孙吴统治的长沙郡与临湘侯国（县）的地方文书档案，填补了三国史研究苦无第一手出土文献的空白。然而就是这个空白也是用竹简填补的，并未发现纸质档案，说明当时人们仍认为纸不适于长期保存。
那么什么时候，纸张成为官方档案、文件的载体？其实这是有记载的，时在东晋末期：公元402年，东晋豪族桓玄废掉晋安帝，自称为帝，曾经下了一道诏令：
“古无紙，故用简，非主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自此不仅日常书信、书法作品用纸张书写，连一直为简牍垄断的官方文书也明确开始用纸张书写了。
三、纸的大规模制造条件不行
东汉末、三国初，社会动荡，纸的生产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都缺乏好的研发生产条件。其实这一时期前后，纸的研发都有较大的进展，只是缺乏大批量生产条件。比如蔡伦之后，汉末又出现了一个改进纸的生产工具的人物——左伯。
“左伯字子邑，东莱人，特工八分，与毛弘等列，小异於邯郸淳，亦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行其妙。”
——唐·张怀瓘《书断二·左伯》
左伯的纸又白又薄又耐保存，然而三国乱世，没有机会进一步量产。而结束三国乱世的晋朝，则又发明了染纸的新技术，即从黄蘖中熬取汁液，浸染纸张，这种黄麻纸灭虫防蛀，进一步提高了纸的保存功能。所以到了东晋末的桓玄，彻底宣布官方信息载体为纸。另一个例子也说明东晋已经普遍在民间使用纸了：左思作《三都赋》，一时“洛阳纸贵”，当时的文章传播主要靠抄写，既然左思的赋可以让纸价腾贵，可见平时纸的价格是不贵的，而且使用广泛。
当然，我们看到的纸的大规模使用的比较确凿的时期是隋唐，这一时期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件。
一件是宣纸诞生，在安徽宣州研发出了质地优良而又保存久远的宣纸。
一件是出现了最早的雕版印刷。这里要纠正一点的是，古代中国印刷业主要依靠雕版印刷，宋代发明的活字印刷只是起个补充作用，并非主流。所以这么看，雕版印刷的发明实在是印刷史上的革命。而印刷的革命更促使纸张的需求量增加，间接促进了纸张行业的发展。
所以，从时间的先后顺序看，纸张的演变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三国时期恰恰是由竹简到纸张的交叉、过渡期，技术不成熟、使用惯性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使得三国时期的人们主要还是继续使用简牍作为人们的信息交流工具，无论《三国演义》还是《军师联盟》让演员手拿竹简是符合历史的。倒是有些不严谨的戏说，常常犯三国人用纸书、唐人用线装书之类的错误，这可是要笑掉大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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